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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一架从巴
1965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一架从巴基斯坦卡拉奇飞来的波音客机缓缓落地。舷梯放下的那一刻，周恩来、彭真、贺龙等111位党政要员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
走下飞机的老人，是阔别大陆整整16年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而在海峡另一端的台北，这个消息落地的声响，足以震碎一些人心里最后一块遮羞布。
要读懂1965年的这一幕，必须先回到1949年。
那一年的国民党，正在经历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溃
那一年的国民党，正在经历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溃败。解放军渡江，南京失守，广州易手，整个政权像一栋被白蚁掏空的房子，一推就倒。蒋介石带着残部仓皇撤往台湾，带走的不只是黄金，还有一个烂摊子的全部账单。
在这场大崩盘里，曾并称"李白"的两个人，做出了方向截然相反的选择。
李宗仁是桂系的政治脸面，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内部少有的能和蒋介石正面叫板的人。1948年大选，他硬是把蒋介石不想让出去的副总统职位给抢了下来。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扶正出任代总统，试图通过国共和谈把局面稳住。但和谈谈崩了，解放军照样过江，蒋介石在台湾又悄悄把权力收了回去。
李宗仁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他没有去台湾。他知道，去了台湾就是进笼子。1
他没有去台湾。他知道，去了台湾就是进笼子。1949年11月下旬，他以"就医"为名飞往香港，不久转赴美国，从此在大洋彼岸一待就是十六年。名义上，他还是"代总统"，但1954年，台湾方面的所谓"国民大会"已经正式将他罢免。这个头衔，越来越像一件穿在身上的旧戏服。
白崇禧是桂系的军事灵魂，号称"小诸葛"，打仗的本事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服气。台儿庄那一仗，他在后方运筹调度，和前线的李宗仁配合得天衣无缝，打出了抗战初期最提气的一场大胜。这个人一生的骄傲，都在战场上。
1949年的冬天，李宗仁去美国前曾警告白崇禧："桂系到了台湾无用武之地。"白崇禧听进去了吗？或许听进去了。但他还是登上了那架飞往台北的飞机。
他给自己的选择找了一个理由——"向历史交代"。他在国民党跟了蒋介石二十多年，功劳摆在那里，他不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怎么样。
就在白崇禧选择落脚台湾的那一刻，他和李宗仁之
就在白崇禧选择落脚台湾的那一刻，他和李宗仁之间的命运，已经开始朝着两个方向裂开。
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
他住在纽约郊外，偶尔接受媒体采访，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做口述历史，算是给自己打发时间。但他是个政治人，没有权力、没有战场、没有博弈，对他来说就等于没有生命。那种蒸发感，比年老更难受。
转机出现在1955年。
4月，万隆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公开表态：
4月，万隆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公开表态：中国政府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句话通过电波传到大洋彼岸，李宗仁坐不住了。他多年来一直关注新中国的动向，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成就，他心里有自己的判断。万隆的这句话，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他埋在心底十几年的回归念头。
他找到了程思远。
程思远这个人，得单独说几句。他是广西宾阳人，早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拿了政治学博士，回来给李宗仁当机要秘书，后来也给白崇禧做过秘书。1949年国民党垮台，他既没去台湾，也没随李宗仁飞往美国，而是留在香港。一个人留在香港，但他的政治神经从来没有断过。他和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是那个年代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中间人"之一。
李宗仁请程思远帮他起草并发表了一封《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公开信。信里的内容，在当时算是相当大胆的政治表态：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封信一出，海内外都炸了锅。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号，他认为这是自1949年国共谈判破裂以来，李宗仁政治立场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1955年5月，程思远秘密来到北京，和时任外
1955年5月，程思远秘密来到北京，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会晤。会谈中，他谈到了李宗仁有意回国的想法。李克农随即向周恩来汇报，建议把争取李宗仁回国列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目标。
这一年，一颗种子埋下了。
1956年4月，程思远再次应邀来到北京，这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接见了他。推杯换盏之间，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这不是外交辞令，是实质性的政治邀约。
从1956年到1965年，整整十年，这场归国计划在暗中推进。程思远五上北京，两赴欧洲，在多方势力交织的复杂局面里，一步步为李宗仁打通那条回国的通道。他的每一次北京之行，都要瞒过台湾特务的眼线。他的每一封信，都在无数双眼睛的夹缝里穿行。
期间并非没有波折。1959年，李宗仁托程思远
期间并非没有波折。1959年，李宗仁托程思远把自己在纽约收藏的一批书画运回国内，说是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想献给祖国。故宫专家鉴定后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最多值3000美元。周恩来获知后，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让人拍案的话：他说11万，就给他12万，这是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于是财政部从国库里提出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这件事后来在历史资料里留了记录，成为那个年代政治智慧的一个缩影。
1964年2月，出了一个小插曲。李宗仁在美国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内容涉及中国外交政策，措辞被认为存在误解，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响。北京方面不得不把归国的相关安排暂时搁置，等风头过去。李宗仁本人也意识到失误，主动认错。
1965年6月18日，程思远再次抵达北京，这一次他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立刻飞赴瑞士，把李宗仁接回来。
归程路线经过精心设计，绕开了所有可能的风险——从苏黎世出发，经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终飞往北京。整条路线横跨欧亚，为的就是避开台湾方面的各种盯梢和干扰。周恩来在李宗仁登机前夜彻夜未眠，直到飞机安全进入中国境内，才放心去休息。
1965年7月20日，上午11时整。北京首都
1965年7月20日，上午11时整。北京首都机场，111个人站在停机坪上等候。
这111个人里，有周恩来、彭真、贺龙，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还有当年参加南京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排场之大，场面之隆重，是这个机场建成以来少有的。
飞机门打开，一位70多岁的老人走下舷梯。
李宗仁在机场宣读了他的声明，声音里带着16年漂泊之后的复杂情绪："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我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这段话传出去，两岸同时震动。
这段话传出去，两岸同时震动。
在台北，国民党高层炸开了锅。
蒋介石没有料到，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被废掉的人，还能用这种方式给他结结实实地扇一巴掌。李宗仁的归来，被外界解读为对台湾当局合法性的公开否定——这位曾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选择了北京而不是台北，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声明。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还没有松一口气。他交给李宗仁的任务，不只是"回来"，还有"过五关"。这"五关"，是中央对李宗仁归国后的政治要求，涉及如何与旧有的政治立场切割，如何融入新的政治生活。7月19日在上海，周恩来和李宗仁进行了一次深谈，李宗仁全部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7月20日当天晚上，政协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
7月20日当天晚上，政协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
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会见中，毛泽东幽默地说：你这次回来，是误上贼船了。
程思远连忙接话：我们搭上这条船，已经登了彼岸。毛泽东和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然后毛泽东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他要回来，我们更欢迎。
这句话，意味深长。
7月31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也接见了李
7月31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也接见了李宗仁一行，并设宴招待。短短十余天，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几乎悉数与李宗仁会面。周恩来后来说，我们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又争取了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这是党在政治上的两大胜利。
对台湾来说，这场胜利的刺痛是真实的。
而对白崇禧来说，这个消息的到来，意味着他在台湾最后一点政治价值，也正式归零了。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等来的不是重用，是一张看不见的网。
1950年5月，他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
1950年5月，他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职位听起来体面，实质上什么都不是。没有兵权，没有决策权，就是一个政治摆设。从这一刻起，白崇禧就被蒋介石放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定制的笼子里。
笼子外面，还有人盯着。
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一个派出所，专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儿子白先勇后来回忆，当年白家对面住着特务，父亲每次出门，他们必定跟随，不分昼夜，如此持续了十余年。白崇禧曾就此事正式抗议，给蒋介石写信，也找陈诚交涉。陈诚的回答是：安排便衣人员是为了保护你，我也有人跟随。白崇禧说：你位高权重，当然有这个必要，我则无此必要。
抗议没有任何效果。特务依然如影随形。
抗议没有任何效果。特务依然如影随形。
这种日子持续了整整十七年。
一个曾经指挥过数十万大军的将领，晚年的全部活动范围，就是台北的一栋公馆和公馆前那条被特务踩烂了的街道。他养花，下棋，偶尔打猎，用这些事打发那些漫长的、无处安放的时间。
白先勇写过一句话，写出了父亲的处境："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外表上他的尊严要保持住，不屑于流露这种抱怨的情绪。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他自己心里有数。"
功劳谁也拿不走，但功劳也救不了他。
功劳谁也拿不走，但功劳也救不了他。
这等于要白崇禧亲手割断和李宗仁之间四十年的情谊，然后把那把刀插进自己的历史名誉里。
白崇禧没有立刻答应。他使出"拖字诀"，硬是拖了半个月。
最后交上去的那篇稿子，蒋经国看完之后气得当场大骂：真是一个老狐狸，写得空空洞洞，什么实质内容都不肯干！
他当然不肯干。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李宗仁这
他当然不肯干。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李宗仁这一走，自己在台湾最后一点存在价值也随之消散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对白崇禧虽然处处提防，但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原因很简单：白崇禧是牵制李宗仁的一张牌。只要白崇禧还在台湾的手里，北京那边就要有所顾忌，李宗仁就不敢彻底倒向大陆。
现在李宗仁彻底回去了，这张牌变成了废纸。白崇禧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听来凉到骨子里：现在连讨价还价的本钱都没了。
1966年12月2日清晨，白崇禧的副官进入卧室，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塞。蒋介石亲自登门吊唁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塞。蒋介石亲自登门吊唁，颁发了"轸念勋猷"的挽额和旌忠状，12月9日举行公祭，规格按军礼。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一级上将的最后致敬。
但民间的议论，从来没有停过。
关于白崇禧的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至今没有定论。
其二是自然病逝说。白崇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多次公开为父亲澄清。他指出，白家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他本人也动过心脏手术，父亲的死因完全符合病史。他的弟弟白先敬当年见过父亲的遗容，平静安详，没有痛苦的神色。白先勇认为，蒋介石不可能在处置了白崇禧之后，还煞有介事地亲自登门吊唁，那未免太过分了。
无论真相如何，白崇禧最终葬在台北市近郊六张犁
无论真相如何，白崇禧最终葬在台北市近郊六张犁的回教公墓。和许多死在台湾的国民党将领一样，他的墓地，朝着大陆的方向。
那个方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选择走去。死了之后，只能用这种方式，遥遥地面对着它。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临终前，他口授了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1949年的分道扬镳，到1969年的最后谢
从1949年的分道扬镳，到1969年的最后谢幕，这二十年里，"李白"两个人走过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李宗仁在美国漂泊了十六年，在北京安度了四年，临终时说这条路走对了。白崇禧在台湾度过了十七年，顶着虚衔，被特务盯着，最后死在台北的公馆里，死因成谜，至今未解。
谁更苦，谁更对，历史的答案好像很清楚，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答案复杂得多。
白崇禧不是没有机会。当年解放战争时，曾有人劝他起义，直接响应解放军，他拒绝了，说自己对历史要有交代。到了台湾之后，他被养在笼子里，蒋介石知道他是威胁，所以从不真正重用他，但也不在早期动手处置他，因为他是那个年代对付李宗仁的棋子。他的价值，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他的能力。这对一个以军事才华自傲的将领来说，是比失败更难受的侮辱。
而李宗仁在美国的那十六年，同样不是什么好日子
而李宗仁在美国的那十六年，同样不是什么好日子。没有实权，没有地位，流亡在异国的政客，无论多大的来头，时间一长都会被遗忘。是那封万隆之后的公开信，让他重新进入了历史的视野，也给了他一条真实可走的回头路。
两个人都曾在蒋介石的阴影下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李宗仁找到了出口，而白崇禧没有。
这不只是两个人的命运，这是一整代桂系政治人物在大时代面前，各自下注之后的结局。
历史没有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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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20日，北京首都机场，一架从巴基斯坦卡拉奇飞来的波音客机缓缓落地。舷梯放下的那一刻，周恩来、彭真、贺龙等111位党政要员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上。
走下飞机的老人，是阔别大陆整整16年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而在海峡另一端的台北，这个消息落地的声响，足以震碎一些人心里最后一块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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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国民党，正在经历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溃
那一年的国民党，正在经历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溃败。解放军渡江，南京失守，广州易手，整个政权像一栋被白蚁掏空的房子，一推就倒。蒋介石带着残部仓皇撤往台湾，带走的不只是黄金，还有一个烂摊子的全部账单。
在这场大崩盘里，曾并称"李白"的两个人，做出了方向截然相反的选择。
李宗仁是桂系的政治脸面，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内部少有的能和蒋介石正面叫板的人。1948年大选，他硬是把蒋介石不想让出去的副总统职位给抢了下来。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扶正出任代总统，试图通过国共和谈把局面稳住。但和谈谈崩了，解放军照样过江，蒋介石在台湾又悄悄把权力收了回去。
李宗仁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他没有去台湾。他知道，去了台湾就是进笼子。1
他没有去台湾。他知道，去了台湾就是进笼子。1949年11月下旬，他以"就医"为名飞往香港，不久转赴美国，从此在大洋彼岸一待就是十六年。名义上，他还是"代总统"，但1954年，台湾方面的所谓"国民大会"已经正式将他罢免。这个头衔，越来越像一件穿在身上的旧戏服。
白崇禧是桂系的军事灵魂，号称"小诸葛"，打仗的本事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服气。台儿庄那一仗，他在后方运筹调度，和前线的李宗仁配合得天衣无缝，打出了抗战初期最提气的一场大胜。这个人一生的骄傲，都在战场上。
1949年的冬天，李宗仁去美国前曾警告白崇禧："桂系到了台湾无用武之地。"白崇禧听进去了吗？或许听进去了。但他还是登上了那架飞往台北的飞机。
他给自己的选择找了一个理由——"向历史交代"。他在国民党跟了蒋介石二十多年，功劳摆在那里，他不相信蒋介石会把他怎么样。
就在白崇禧选择落脚台湾的那一刻，他和李宗仁之
就在白崇禧选择落脚台湾的那一刻，他和李宗仁之间的命运，已经开始朝着两个方向裂开。
李宗仁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
他住在纽约郊外，偶尔接受媒体采访，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做口述历史，算是给自己打发时间。但他是个政治人，没有权力、没有战场、没有博弈，对他来说就等于没有生命。那种蒸发感，比年老更难受。
转机出现在1955年。
4月，万隆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公开表态：
4月，万隆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公开表态：中国政府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句话通过电波传到大洋彼岸，李宗仁坐不住了。他多年来一直关注新中国的动向，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成就，他心里有自己的判断。万隆的这句话，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他埋在心底十几年的回归念头。
他找到了程思远。
程思远这个人，得单独说几句。他是广西宾阳人，早年在意大利罗马大学拿了政治学博士，回来给李宗仁当机要秘书，后来也给白崇禧做过秘书。1949年国民党垮台，他既没去台湾，也没随李宗仁飞往美国，而是留在香港。一个人留在香港，但他的政治神经从来没有断过。他和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是那个年代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中间人"之一。
李宗仁请程思远帮他起草并发表了一封《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公开信。信里的内容，在当时算是相当大胆的政治表态：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封信一出，海内外都炸了锅。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号，他认为这是自1949年国共谈判破裂以来，李宗仁政治立场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1955年5月，程思远秘密来到北京，和时任外
1955年5月，程思远秘密来到北京，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会晤。会谈中，他谈到了李宗仁有意回国的想法。李克农随即向周恩来汇报，建议把争取李宗仁回国列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目标。
这一年，一颗种子埋下了。
1956年4月，程思远再次应邀来到北京，这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接见了他。推杯换盏之间，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这不是外交辞令，是实质性的政治邀约。
从1956年到1965年，整整十年，这场归国计划在暗中推进。程思远五上北京，两赴欧洲，在多方势力交织的复杂局面里，一步步为李宗仁打通那条回国的通道。他的每一次北京之行，都要瞒过台湾特务的眼线。他的每一封信，都在无数双眼睛的夹缝里穿行。
期间并非没有波折。1959年，李宗仁托程思远
期间并非没有波折。1959年，李宗仁托程思远把自己在纽约收藏的一批书画运回国内，说是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想献给祖国。故宫专家鉴定后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最多值3000美元。周恩来获知后，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让人拍案的话：他说11万，就给他12万，这是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于是财政部从国库里提出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这件事后来在历史资料里留了记录，成为那个年代政治智慧的一个缩影。
1964年2月，出了一个小插曲。李宗仁在美国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内容涉及中国外交政策，措辞被认为存在误解，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良反响。北京方面不得不把归国的相关安排暂时搁置，等风头过去。李宗仁本人也意识到失误，主动认错。
1965年6月18日，程思远再次抵达北京，这一次他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立刻飞赴瑞士，把李宗仁接回来。
归程路线经过精心设计，绕开了所有可能的风险——从苏黎世出发，经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终飞往北京。整条路线横跨欧亚，为的就是避开台湾方面的各种盯梢和干扰。周恩来在李宗仁登机前夜彻夜未眠，直到飞机安全进入中国境内，才放心去休息。
1965年7月20日，上午11时整。北京首都
1965年7月20日，上午11时整。北京首都机场，111个人站在停机坪上等候。
这111个人里，有周恩来、彭真、贺龙，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原国民党的起义将领，还有当年参加南京和谈的代表团成员。排场之大，场面之隆重，是这个机场建成以来少有的。
飞机门打开，一位70多岁的老人走下舷梯。
李宗仁在机场宣读了他的声明，声音里带着16年漂泊之后的复杂情绪："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我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这段话传出去，两岸同时震动。
这段话传出去，两岸同时震动。
在台北，国民党高层炸开了锅。
蒋介石没有料到，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被废掉的人，还能用这种方式给他结结实实地扇一巴掌。李宗仁的归来，被外界解读为对台湾当局合法性的公开否定——这位曾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选择了北京而不是台北，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声明。
然而此时的周恩来还没有松一口气。他交给李宗仁的任务，不只是"回来"，还有"过五关"。这"五关"，是中央对李宗仁归国后的政治要求，涉及如何与旧有的政治立场切割，如何融入新的政治生活。7月19日在上海，周恩来和李宗仁进行了一次深谈，李宗仁全部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7月20日当天晚上，政协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
7月20日当天晚上，政协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
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会见中，毛泽东幽默地说：你这次回来，是误上贼船了。
程思远连忙接话：我们搭上这条船，已经登了彼岸。毛泽东和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然后毛泽东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他要回来，我们更欢迎。
这句话，意味深长。
7月31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也接见了李
7月31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也接见了李宗仁一行，并设宴招待。短短十余天，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几乎悉数与李宗仁会面。周恩来后来说，我们改造了末代皇帝溥仪，又争取了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这是党在政治上的两大胜利。
对台湾来说，这场胜利的刺痛是真实的。
而对白崇禧来说，这个消息的到来，意味着他在台湾最后一点政治价值，也正式归零了。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等来的不是重用，是一张看不见的网。
1950年5月，他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
1950年5月，他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职位听起来体面，实质上什么都不是。没有兵权，没有决策权，就是一个政治摆设。从这一刻起，白崇禧就被蒋介石放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定制的笼子里。
笼子外面，还有人盯着。
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一个派出所，专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儿子白先勇后来回忆，当年白家对面住着特务，父亲每次出门，他们必定跟随，不分昼夜，如此持续了十余年。白崇禧曾就此事正式抗议，给蒋介石写信，也找陈诚交涉。陈诚的回答是：安排便衣人员是为了保护你，我也有人跟随。白崇禧说：你位高权重，当然有这个必要，我则无此必要。
抗议没有任何效果。特务依然如影随形。
抗议没有任何效果。特务依然如影随形。
这种日子持续了整整十七年。
一个曾经指挥过数十万大军的将领，晚年的全部活动范围，就是台北的一栋公馆和公馆前那条被特务踩烂了的街道。他养花，下棋，偶尔打猎，用这些事打发那些漫长的、无处安放的时间。
白先勇写过一句话，写出了父亲的处境："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外表上他的尊严要保持住，不屑于流露这种抱怨的情绪。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他自己心里有数。"
功劳谁也拿不走，但功劳也救不了他。
功劳谁也拿不走，但功劳也救不了他。
这等于要白崇禧亲手割断和李宗仁之间四十年的情谊，然后把那把刀插进自己的历史名誉里。
白崇禧没有立刻答应。他使出"拖字诀"，硬是拖了半个月。
最后交上去的那篇稿子，蒋经国看完之后气得当场大骂：真是一个老狐狸，写得空空洞洞，什么实质内容都不肯干！
他当然不肯干。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李宗仁这
他当然不肯干。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李宗仁这一走，自己在台湾最后一点存在价值也随之消散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对白崇禧虽然处处提防，但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原因很简单：白崇禧是牵制李宗仁的一张牌。只要白崇禧还在台湾的手里，北京那边就要有所顾忌，李宗仁就不敢彻底倒向大陆。
现在李宗仁彻底回去了，这张牌变成了废纸。白崇禧对自己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听来凉到骨子里：现在连讨价还价的本钱都没了。
1966年12月2日清晨，白崇禧的副官进入卧室，发现他已经死去多时。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塞。蒋介石亲自登门吊唁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肌梗塞。蒋介石亲自登门吊唁，颁发了"轸念勋猷"的挽额和旌忠状，12月9日举行公祭，规格按军礼。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一位一级上将的最后致敬。
但民间的议论，从来没有停过。
关于白崇禧的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至今没有定论。
其二是自然病逝说。白崇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多次公开为父亲澄清。他指出，白家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他本人也动过心脏手术，父亲的死因完全符合病史。他的弟弟白先敬当年见过父亲的遗容，平静安详，没有痛苦的神色。白先勇认为，蒋介石不可能在处置了白崇禧之后，还煞有介事地亲自登门吊唁，那未免太过分了。
无论真相如何，白崇禧最终葬在台北市近郊六张犁
无论真相如何，白崇禧最终葬在台北市近郊六张犁的回教公墓。和许多死在台湾的国民党将领一样，他的墓地，朝着大陆的方向。
那个方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选择走去。死了之后，只能用这种方式，遥遥地面对着它。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
临终前，他口授了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1949年的分道扬镳，到1969年的最后谢
从1949年的分道扬镳，到1969年的最后谢幕，这二十年里，"李白"两个人走过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李宗仁在美国漂泊了十六年，在北京安度了四年，临终时说这条路走对了。白崇禧在台湾度过了十七年，顶着虚衔，被特务盯着，最后死在台北的公馆里，死因成谜，至今未解。
谁更苦，谁更对，历史的答案好像很清楚，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答案复杂得多。
白崇禧不是没有机会。当年解放战争时，曾有人劝他起义，直接响应解放军，他拒绝了，说自己对历史要有交代。到了台湾之后，他被养在笼子里，蒋介石知道他是威胁，所以从不真正重用他，但也不在早期动手处置他，因为他是那个年代对付李宗仁的棋子。他的价值，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他的能力。这对一个以军事才华自傲的将领来说，是比失败更难受的侮辱。
而李宗仁在美国的那十六年，同样不是什么好日子
而李宗仁在美国的那十六年，同样不是什么好日子。没有实权，没有地位，流亡在异国的政客，无论多大的来头，时间一长都会被遗忘。是那封万隆之后的公开信，让他重新进入了历史的视野，也给了他一条真实可走的回头路。
两个人都曾在蒋介石的阴影下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李宗仁找到了出口，而白崇禧没有。
这不只是两个人的命运，这是一整代桂系政治人物在大时代面前，各自下注之后的结局。
历史没有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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