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相亲：婚恋选择与新女性》一书

本文节选自《相亲：婚恋选择与新女性》一书

【导读】在大众讨论中，对“剩女”的负面和讽刺性描述要比正面和客观评论多得多，她们总是被冠以“过于挑剔”等刻板印象，背负了很多的误解。《相亲》是一部以新女性为主角的书，讲述了36位新女性的相亲故事，呈现她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打破大众对单身女性的误解和偏见，诠释新女性力量的内涵。

青年学者郑静在广州开展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以相亲择偶经历为主题，对36位新女性做了深度访谈，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倾听她们的故事，共情她们的经历，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最终把她们的故事呈现在《相亲》这本书中。

通过这些新女性的故事，本书展现新一代女性在婚育意愿、爱情观念、独立意识和生活策略上的选择。透过“相亲”这一棱镜，我们看到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在寻爱路上的坚持与妥协、力量与挣扎。通过商业平台、亲友介绍等相亲方式，新女性努力寻爱，表现出务实的理想主义：她们既有通过婚姻寻求更好生活的实用主义考虑，又有对爱的追求和坚持。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和对亲密关系有更大的掌控权为特征的新女性气质的崛起。

本书突出女性的主观表达和具体生活经验，展现她

本书突出女性的主观表达和具体生活经验，展现她们最鲜活和真实的想法，为理解当代新女性提供一个更理性客观的视角。作者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形式，以强大的共情能力，结合与理论对话的思考，呈现出新女性力量的丰富内涵。

作者以女性学者的细腻，将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问题表达了出来，并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探讨这些是如何发生的。

务实的理想主义是新女性在选择伴侣过程中采取的生活策略。在与对个体有限制的文化和结构力量进行斡旋时，她们灵活地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各种调整，以期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

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参与不同的相亲活动时，想法和做法都是务实的。该实用主义可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政策、“民众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的复苏”以及相关的传媒力量助推下物质主义的崛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在部分年轻一代的生活哲学中， 甚至弥漫着一种“物质主义的胜利”。具体到择偶和婚姻问题，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择偶实践中倾向于遵循物质主义的逻辑。纵观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实用主义实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其一，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话语继续对女性的独立身

其一，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话语继续对女性的独立身份和职业追求造成一定的性别限制；其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存在部分权利的享有需以已婚身份为前提的情况，因而限制了单身女性在人生选择中的议价权；其三，独生子女一代的成年女儿面临着独立承担孝道义务、实现父母期望的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代中国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确实频繁遇到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务实是她们应对困境的策略。这种策略具体体现在她们参与各种相亲活动时积极主动甚至是当仁不让的态度。在不同的相亲场合，很多受访者不会或根本无法被传统的被动性别角色束缚。从商业化的新式相亲到旧式的父母介绍相亲，她们热切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寻找潜在的伴侣，努力使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收益最大化。即使这种努力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但通过积极参与这些相亲活动来安抚焦虑的父母，她们也会感到有所收获。这个过程也衍生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趋势： 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和对亲密关系有更大控制权为特征的新女性气质的崛起。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她们同时又殷切地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仰：如果确信某样东西是有意义的，她们甚至愿意放弃实际的利益去追随。“乖女儿的浪漫叛逆”“无爱不婚”等就是典型案例。尽管这样的案例在本书的故事集里是有限的，也相对不那么显眼，但它们有助于揭示现代女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而这些核心价值观在现有文献的讨论中是缺失的。在当今社会，在个体化以及对个体生活的制度性支持逐渐式微的背景下， 代际中更多的“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ity）和“协商式亲密关系”有了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即使一些女性会在一系列生活事件（包括择偶问题）上愿意让父母知情，与他们商量，甚至在父母安排的相亲活动中全程配合，在大多数情况下展现“乖女儿”形象，她们也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划定界限，捍卫自己的领地。她们的故事表明，当代际互动涉及女儿的择偶议题时，尽管“协商式亲密关系”是总基调，但“爱”往往是“无法协商”的核心问题。就算面对“孝道约束”的压力，对爱情的追求和坚持也是女儿们的“内在需求”和“底线”，在这个问题上的拒绝让步，是她们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家文化”的传统话语的影响下努力构建“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的重要实践。

虽然在调研中直接表达这种心态的受访者并不多，但大多数受访者在择偶时都表达了对情感需求的坚持，加上前面章节中提及的“无爱不婚”现象，这些趋势促使我们对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主导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这一论断产生疑问。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透过当代中国女性践行“实用主义”的表象，对她们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以本书的发现为例，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如何驱使她们突破在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中被动顺从的角色定位，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女性、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的良好起点。尽管对爱情的追寻不一定有完满的结局，但这个过程中积蓄的“欲望能量”（erotic energy）也会给她们带来希望，让她们拥有超越平淡日常生活的更多的勇气和可能性。尤其是在单身女性仍需面对一定污名的社会语境下，这股能量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与制度和文化的宏观力量展开斡旋， 把握自己的各种生活机遇。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对比原来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对比原来的英文论文，我在这本书里大量删去了理论的内容，增补了之前受篇幅所限在学术文章里没能完整呈现的受访者原话。我希望通过这个空间的调整，强调她们才是这个研究的主体。

谢谢我的受访者们。我终于有机会原汁原味地呈现你们的妙语，让你们鲜活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这是出版这本书对目前的我最大的意义。这本书献给你们。

郑静，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博士，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婚姻家庭、性别关系、青年文化。作为第一作者在、及等SSCI期刊与《中国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等CSSCI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深圳大学教授“社会学概论”“性别社会学”“亲密关系与相关社会热点议题”等课程。

第三章 相亲择偶新要求：“有感觉”

不要搭伙过日子，要找个“很爱很爱的人”

不要搭伙过日子，要找个“很爱很爱的人”

找对象的新渠道与新方式：上网、花钱、上电视

参与新式相亲的感受：“男财女貌”，风险增加

相亲与消费：把握时机，主动出击

相亲与择偶：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与深化

相亲与择偶：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与深化

自主客体化：“个大新鲜的水果总会卖得贵些”

不介意被节目当噱头，我的“牵手”我定义

第五章 旧式相亲与代际关系转型

旧式相亲难成功：没感觉、易尴尬

旧式相亲难成功：没感觉、易尴尬

有条件的孝顺：情感需要与务实考量的结合

故事的另一面：乖女儿的浪漫叛逆

本书源自我的博士论文，付梓时，已经是我完成该论文的十年后。现在的我是一名大学老师。在为本书作序的这个寒假，我刚完成了一门名为“婚恋与家庭教育”的全校公选课的教学工作。 2024 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的官方媒体《中国人口报》刊文强调“高校要发挥婚恋教育主阵地作用”。有同事在看到这个新闻后跟我打趣：“你这门课现在很重要啊。” 然而，相信修读课程的同学们都记得，我在课程开篇就强调：“不要误会，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当时很多同学都笑了。我想我懂得他们为什么会笑。同学们的期末学习反馈印证了我的想法， 有同学直接写道：“看到课程名字，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选了课，想看看老师是不是来鼓励结婚生孩子的，结果意外地学习到了很多其他知识。”

其实，我说“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并不是反

其实，我说“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并不是反婚反育，而是我反对那些简单粗暴的、“大跃进”式的促进婚育的宣传口号和做法。 在婚恋与家庭领域工作十多年后，我清楚地知道，年轻人的婚育意愿是强迫不来的，光说一些东西有多好，反而让他们更警惕甚至逆反， 毕竟很多与婚恋相关的社会新闻让这些说法像是虚假宣传。更好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让他们了解这些事情的全貌，鼓励他们做出适合自己的、自己愿意并有能力为之负责的生活选择。但这是后话了。总之，同学们的那个笑让我再次确认，在今天， 以大学生为代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改变了对婚育的态度， 这种态度未必有曾经的网络流行语“不婚不育保平安”形容的那么夸张，但年轻人对婚育的热情滑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发现让做相亲研究起家的我颇为感慨。相亲是什么？相亲是跟婚姻意愿紧密相关的一种行动，至少表面上如此。当然了，读者阅读完本书，会知道人们在参与如今形式繁杂的相亲活动时其实是抱持着同样多元的初衷。但不可否认，“严肃婚恋”依然是绝大多数婚介平台为自身正名的口号。例如，某知名婚恋网站的创始人曾经强调，与国外的约会网站（dating website）不同，他们的网站是婚恋网站（matchmaking website），会员以认真寻找（结婚）对 象为目的。 为了确保这种“严肃婚恋”的性质，许多类似的网站平台甚至增设了身份证和其他个人背景验证的注册步骤。此外，相亲甚至是跟生育意愿也紧密相关的一种行动。 本书也提到有部分被访女性是出于生育时机的考量， 希望尽快成婚而去相亲的。十多年前，我访谈到的这些女性大多为“80 后”，受访时她们中的很多人是20 多岁，少部分人是 30 多岁，我因为相亲这个研究认识了她们，倾听她们积极寻爱的故事。十多年后，我面对的“90 后”和“00 后”的学生，他们是另一群年轻人，虽然同样是20 多岁，但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下，不少人，尤其是女生对恋爱并无渴求，婚育意愿低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重提相亲的议题和“80 后”女性的故事，能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社会、这个时代的爱情与婚姻以及今天的年轻人？ 我想从本书的关键词“相亲”谈起。相亲是什么？综合过去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相亲的本质是想寻求改变。 有些求变的行动是无奈之举，或者说是务实之举，比如希望通过相亲找到一个伴侣（或者用曾经流行的说法，一个“队友”），一起买房，一起过上单靠自己负担不起的更好的物质生活。有些求变的行动则多了一些体现主体性以及浪漫的色彩，比如本书里有些受访者说的，希望找个伴“一起去奋斗”，或是“在一起更开心，人生更丰富，一起使这个世界更加完美”。总而言之，迈出去相亲的这一步，是希望，或者至少是愿意改变当下的单身状态，并且相信这趟旅程是值得的，是会通往更好的未来的。

与本书的主角“80后”相比，我观察到的“90后”和“00后”年轻人对婚恋的积极性有明显的降低，他们对改变当前单身的状态更缺乏兴致。从乐观积极的角度看，这种现状的推动因素有很多，例如有些女性独立意识提升因而对婚姻的依赖度降低、现代社会的各种科技进步使单身独居生活更便利、多元价值观的普及使得关于单身状态的污名减少了、文化和游戏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情感满足的多种代偿选择，等等。然而，我们不应，也越来越无法被这些戴着玫瑰色面纱的说法完全说服而停止思考。是的，这些进步确实存在，但还远远不够。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追问，事情是一直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吗？以及，这些随时代发展而来的变化，真的有让人们，尤其是处于婚育阶段的年轻人，越来越幸福吗？他们已经满足到不想、也不需要寻求变化了？答案很明显，也很令人无奈。我们要客观诚实地面对一个事实：最近这些年，是曲折发展的时期，是比较艰难的阶段。在需要过紧日子时，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需要厉行节约，在情感方面恐怕也不得不更精打细算了。 年轻人为什么对恋爱婚育的热情下降了？ 从这几年颇受欢迎的一首粤语歌里的一句歌词中也许能管中窥豹： “银行存款等如零，穷鬼点谈情”。具体到婚育意愿，这里的“穷”，一来的确直指经济能力有限，二来不只与钱相关，还包括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匮乏。在物质和时间方面都没有太多余裕时，人会很自然地感受到更多自我聚焦的需要；也许勉力保全自己和维持现状已经很不容易，因而很难再有动力，也不敢奢求太多，去追寻有个伴使人生更精彩的爱情神话。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类似因素的影响下，我们这里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类似因素的影响下，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也对婚恋没那么热情了，但结果不是“约炮”或“快餐恋爱”等现象的盛行，而似乎是连约都不太想约的更缺乏活力的另一番图景。类似于邻国日本出现的低欲望化社会的现象，我国的年轻人对爱和性的兴趣也逐渐消退。 2022 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调查了全国三万多名大学生的恋爱状况，发现：5% 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意愿；46.14% 的大学生从未恋爱过；有恋爱经历的，超过六分之一没有发生性行为。2024 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调查发现“95 后”性生活的频率低于“80 后”和“90 初”。该调查还发现，“95 后”群体中 14.6% 的男性和 10.1% 的女性在有伴侣的情况下过去一年都没有性生活，这个比例比“70 后”“80 后”“90 初”都高，打破了年轻人性活跃的刻板印象。近几年，“佛系”“丧”“躺平” 甚至“摆烂”能成为流行词，也一定是呼应了人们的一些境遇和心声。

然而，年轻人对婚恋的热情下降，会导致他们不结婚吗？换言之，我国迎来单身社会了吗？ 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做这项以“剩女”为关键词之一的研究时，就不断有人问我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因为看到不少影响人们婚育选择的关键因素依然在起作用，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太大变化。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告诉我们，即使相对过往有更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婚育选项，我们国家仍然属于普婚普育型社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结婚生育的，只是相比过去而言晚婚晚育。不管是积极相亲寻爱还是对婚恋兴趣缺失，不管是“80 后”“90 后”还是“00 后”， 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结婚。造成“婚姻是刚需”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在本书中有相关探讨。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些我的后续观察和思考。

就算婚姻真的被视为刚需，它也分主观和客观的需要。 当被主观需要驱动去寻找伴侣时，恋爱和婚姻凸显的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的底色是一个人愿意去尝试，甚至做出某些改变：也许一开始的目的只是得到爱情，但实际上在这路途中还为自己开创了新的局面。 人处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多少都会相较之前的单身生活做出一些改变，但这些改变不一定只是为了对方而做，更不会让我们因此失去自我；相反，因为多了伴侣的肯定和鼓励，我们看到自己更多的潜能，愿意去尝试，敢于去迎接新的挑战，通过这些更丰富的认知和体验，不断去看到、去贴近真正的自己。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结婚的选择时，这种状态跟拥有独立的自我并不矛盾，因为真正的独立是不怕敞开自我去亲近他人的，也不怕暴露自己的一些脆弱之处和缺点去承认自己对他人有所需要。能自立自足，也能在共处中享受温情和乐趣，这是我认为的理想恋爱和婚姻的内涵。

相对于以上的理想处境，当婚姻选择更多地受到客观需要驱使时，它是一种生活策略。本书中提到的“80后”女性在相亲择偶中践行的实用主义逻辑，也许仍旧被“90 后”甚至“00 后”女性沿用。 为什么在对婚恋热情不高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结婚？这是客观环境制约下人们为规避风险做出利益权衡的结果 。在当下社会，这些客观限制还有很多。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与伴侣只同居不结婚，在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提供民事结合关系等介于单身和已婚之间的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同居伴侣面对的最直接的风险就是无法得到与共同财产、子女抚育、重要医疗决定权等事宜相关的法律保障。此外，在不少依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关系中， 已婚的身份是能给个体带来一些优势的，或者说，至少能规避一些污名和风险，让一个人不至于因为没有“在什么年纪就做什么事”而被他人认为好高骛远、不够踏实靠谱，随之失去一些工作机会或其他资源。 做个与众不同的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很多。当生活中可以预见的难关已经不少时，资源有限、势单力薄的年轻人是没有太多生活选择方面的议价权的。这也许是很多人随大流结婚生育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这种情境下选择婚姻和生育，生活的长期

然而，在这种情境下选择婚姻和生育，生活的长期质量会相对难以保证，可能会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从这种现象展开来讲，如果想切实提升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尤其是提升婚姻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能只做催婚催育口号宣发的短期和表面工作，还要从更多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让年轻人感到被关爱和被支持，先能自立自足，再组建与维系幸福和谐的家庭，这才是符合长期主义原则、能惠及所有人的做法。

本书聚焦呈现的是女性在相亲择偶路途中的故事。加入性别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追寻理想婚恋图景，还是迫于客观需要做出一定的生活选择，女性在恋爱和婚育方面往往还需要面对不少额外的困难和挑战：在受教育环境中、职场上和家庭里，针对女性的限制甚至歧视并未完全消除； 相比男性，女性会在找工作和考虑事业发展前景时更多地被问到或是自己下意识地思考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问题；“大女主”“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的爽剧模式往往只出现在屏幕上，在现实生活中，就算女性客户愿意支付高额佣金寻觅佳偶，成功率和文化认受度也远不如媒体曾争相报道的“（男）富豪相亲”； 尽管“不婚不育”的潇洒话语在社交媒体上一度流行，但在真实生活里，人难免在面对琐碎日常时会有想找个伴、有个家的冲动；受生理或其他因素的驱动，许多女性在年纪渐长时也会因是否要生育、何时生育、能否在选择育儿后保持自我之类的问题辗转挣扎；作为受过独立和平等思想洗礼的新女性，在面对来自父母长辈的婚育期待和养老赡养期待时，她们需要处理更多源自新旧观念冲突的心理和现实矛盾……

这些难题与婚恋和女性相关，却又往往不限于婚姻家庭与性别层面，也牵涉阶层、地域、年龄等更多元的议题，关联更多领域的平等正义和社会变迁的推进。因此，即使当前年轻人的婚恋热情有所下降，我们依然能从对这些议题的探讨出发，深化对自我、他人以及当下社会的认知。希望本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在“婚恋与家庭教育”结课时，我跟同学们说，在恋爱、婚姻和生育等议题上，无论是随大流，还是走少有人走的路，一路坦途都极为罕见，所以把做出不同婚恋和生育选择的人划分阵营并给予不同价值评判的做法是值得质疑的。 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鼓励大家都更好地关爱自己、丰富自己，看到不同生活选择下彼此共通的困境、焦虑与渴求，从而能更好地相互帮助，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创造大家能共享的更广阔多元的生活空间。这也是本书想传递的重要信息，与读者朋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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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相亲：婚恋选择与新女性》一书

本文节选自《相亲：婚恋选择与新女性》一书

【导读】在大众讨论中，对“剩女”的负面和讽刺性描述要比正面和客观评论多得多，她们总是被冠以“过于挑剔”等刻板印象，背负了很多的误解。《相亲》是一部以新女性为主角的书，讲述了36位新女性的相亲故事，呈现她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打破大众对单身女性的误解和偏见，诠释新女性力量的内涵。

青年学者郑静在广州开展了为期四年的田野调查，以相亲择偶经历为主题，对36位新女性做了深度访谈，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倾听她们的故事，共情她们的经历，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最终把她们的故事呈现在《相亲》这本书中。

通过这些新女性的故事，本书展现新一代女性在婚育意愿、爱情观念、独立意识和生活策略上的选择。透过“相亲”这一棱镜，我们看到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在寻爱路上的坚持与妥协、力量与挣扎。通过商业平台、亲友介绍等相亲方式，新女性努力寻爱，表现出务实的理想主义：她们既有通过婚姻寻求更好生活的实用主义考虑，又有对爱的追求和坚持。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和对亲密关系有更大的掌控权为特征的新女性气质的崛起。

本书突出女性的主观表达和具体生活经验，展现她

本书突出女性的主观表达和具体生活经验，展现她们最鲜活和真实的想法，为理解当代新女性提供一个更理性客观的视角。作者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形式，以强大的共情能力，结合与理论对话的思考，呈现出新女性力量的丰富内涵。

作者以女性学者的细腻，将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问题表达了出来，并结合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探讨这些是如何发生的。

务实的理想主义是新女性在选择伴侣过程中采取的生活策略。在与对个体有限制的文化和结构力量进行斡旋时，她们灵活地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各种调整，以期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

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参与不同的相亲活动时，想法和做法都是务实的。该实用主义可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政策、“民众长期被压抑的欲望的复苏”以及相关的传媒力量助推下物质主义的崛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实用主义为内核的”；在部分年轻一代的生活哲学中， 甚至弥漫着一种“物质主义的胜利”。具体到择偶和婚姻问题，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择偶实践中倾向于遵循物质主义的逻辑。纵观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实用主义实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其一，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话语继续对女性的独立身

其一，传统的父权制文化话语继续对女性的独立身份和职业追求造成一定的性别限制；其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存在部分权利的享有需以已婚身份为前提的情况，因而限制了单身女性在人生选择中的议价权；其三，独生子女一代的成年女儿面临着独立承担孝道义务、实现父母期望的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代中国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确实频繁遇到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务实是她们应对困境的策略。这种策略具体体现在她们参与各种相亲活动时积极主动甚至是当仁不让的态度。在不同的相亲场合，很多受访者不会或根本无法被传统的被动性别角色束缚。从商业化的新式相亲到旧式的父母介绍相亲，她们热切地抓住每一个机会寻找潜在的伴侣，努力使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收益最大化。即使这种努力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但通过积极参与这些相亲活动来安抚焦虑的父母，她们也会感到有所收获。这个过程也衍生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趋势： 以女性自主意识增强和对亲密关系有更大控制权为特征的新女性气质的崛起。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她们同时又殷切地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仰：如果确信某样东西是有意义的，她们甚至愿意放弃实际的利益去追随。“乖女儿的浪漫叛逆”“无爱不婚”等就是典型案例。尽管这样的案例在本书的故事集里是有限的，也相对不那么显眼，但它们有助于揭示现代女性的一些核心价值观，而这些核心价值观在现有文献的讨论中是缺失的。在当今社会，在个体化以及对个体生活的制度性支持逐渐式微的背景下， 代际中更多的“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vity）和“协商式亲密关系”有了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即使一些女性会在一系列生活事件（包括择偶问题）上愿意让父母知情，与他们商量，甚至在父母安排的相亲活动中全程配合，在大多数情况下展现“乖女儿”形象，她们也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划定界限，捍卫自己的领地。她们的故事表明，当代际互动涉及女儿的择偶议题时，尽管“协商式亲密关系”是总基调，但“爱”往往是“无法协商”的核心问题。就算面对“孝道约束”的压力，对爱情的追求和坚持也是女儿们的“内在需求”和“底线”，在这个问题上的拒绝让步，是她们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家文化”的传统话语的影响下努力构建“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的重要实践。

虽然在调研中直接表达这种心态的受访者并不多，但大多数受访者在择偶时都表达了对情感需求的坚持，加上前面章节中提及的“无爱不婚”现象，这些趋势促使我们对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主导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这一论断产生疑问。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透过当代中国女性践行“实用主义”的表象，对她们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以本书的发现为例，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如何驱使她们突破在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中被动顺从的角色定位，是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女性、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的良好起点。尽管对爱情的追寻不一定有完满的结局，但这个过程中积蓄的“欲望能量”（erotic energy）也会给她们带来希望，让她们拥有超越平淡日常生活的更多的勇气和可能性。尤其是在单身女性仍需面对一定污名的社会语境下，这股能量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与制度和文化的宏观力量展开斡旋， 把握自己的各种生活机遇。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对比原来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对比原来的英文论文，我在这本书里大量删去了理论的内容，增补了之前受篇幅所限在学术文章里没能完整呈现的受访者原话。我希望通过这个空间的调整，强调她们才是这个研究的主体。

谢谢我的受访者们。我终于有机会原汁原味地呈现你们的妙语，让你们鲜活的故事被更多人看到，这是出版这本书对目前的我最大的意义。这本书献给你们。

郑静，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香港大学博士，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婚姻家庭、性别关系、青年文化。作为第一作者在、及等SSCI期刊与《中国研究》《当代青年研究》等CSSCI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深圳大学教授“社会学概论”“性别社会学”“亲密关系与相关社会热点议题”等课程。

第三章 相亲择偶新要求：“有感觉”

不要搭伙过日子，要找个“很爱很爱的人”

不要搭伙过日子，要找个“很爱很爱的人”

找对象的新渠道与新方式：上网、花钱、上电视

参与新式相亲的感受：“男财女貌”，风险增加

相亲与消费：把握时机，主动出击

相亲与择偶：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与深化

相亲与择偶：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与深化

自主客体化：“个大新鲜的水果总会卖得贵些”

不介意被节目当噱头，我的“牵手”我定义

第五章 旧式相亲与代际关系转型

旧式相亲难成功：没感觉、易尴尬

旧式相亲难成功：没感觉、易尴尬

有条件的孝顺：情感需要与务实考量的结合

故事的另一面：乖女儿的浪漫叛逆

本书源自我的博士论文，付梓时，已经是我完成该论文的十年后。现在的我是一名大学老师。在为本书作序的这个寒假，我刚完成了一门名为“婚恋与家庭教育”的全校公选课的教学工作。 2024 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的官方媒体《中国人口报》刊文强调“高校要发挥婚恋教育主阵地作用”。有同事在看到这个新闻后跟我打趣：“你这门课现在很重要啊。” 然而，相信修读课程的同学们都记得，我在课程开篇就强调：“不要误会，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当时很多同学都笑了。我想我懂得他们为什么会笑。同学们的期末学习反馈印证了我的想法， 有同学直接写道：“看到课程名字，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选了课，想看看老师是不是来鼓励结婚生孩子的，结果意外地学习到了很多其他知识。”

其实，我说“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并不是反

其实，我说“这门课不是催婚催育的”，并不是反婚反育，而是我反对那些简单粗暴的、“大跃进”式的促进婚育的宣传口号和做法。 在婚恋与家庭领域工作十多年后，我清楚地知道，年轻人的婚育意愿是强迫不来的，光说一些东西有多好，反而让他们更警惕甚至逆反， 毕竟很多与婚恋相关的社会新闻让这些说法像是虚假宣传。更好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让他们了解这些事情的全貌，鼓励他们做出适合自己的、自己愿意并有能力为之负责的生活选择。但这是后话了。总之，同学们的那个笑让我再次确认，在今天， 以大学生为代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改变了对婚育的态度， 这种态度未必有曾经的网络流行语“不婚不育保平安”形容的那么夸张，但年轻人对婚育的热情滑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发现让做相亲研究起家的我颇为感慨。相亲是什么？相亲是跟婚姻意愿紧密相关的一种行动，至少表面上如此。当然了，读者阅读完本书，会知道人们在参与如今形式繁杂的相亲活动时其实是抱持着同样多元的初衷。但不可否认，“严肃婚恋”依然是绝大多数婚介平台为自身正名的口号。例如，某知名婚恋网站的创始人曾经强调，与国外的约会网站（dating website）不同，他们的网站是婚恋网站（matchmaking website），会员以认真寻找（结婚）对 象为目的。 为了确保这种“严肃婚恋”的性质，许多类似的网站平台甚至增设了身份证和其他个人背景验证的注册步骤。此外，相亲甚至是跟生育意愿也紧密相关的一种行动。 本书也提到有部分被访女性是出于生育时机的考量， 希望尽快成婚而去相亲的。十多年前，我访谈到的这些女性大多为“80 后”，受访时她们中的很多人是20 多岁，少部分人是 30 多岁，我因为相亲这个研究认识了她们，倾听她们积极寻爱的故事。十多年后，我面对的“90 后”和“00 后”的学生，他们是另一群年轻人，虽然同样是20 多岁，但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氛围下，不少人，尤其是女生对恋爱并无渴求，婚育意愿低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重提相亲的议题和“80 后”女性的故事，能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社会、这个时代的爱情与婚姻以及今天的年轻人？ 我想从本书的关键词“相亲”谈起。相亲是什么？综合过去十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相亲的本质是想寻求改变。 有些求变的行动是无奈之举，或者说是务实之举，比如希望通过相亲找到一个伴侣（或者用曾经流行的说法，一个“队友”），一起买房，一起过上单靠自己负担不起的更好的物质生活。有些求变的行动则多了一些体现主体性以及浪漫的色彩，比如本书里有些受访者说的，希望找个伴“一起去奋斗”，或是“在一起更开心，人生更丰富，一起使这个世界更加完美”。总而言之，迈出去相亲的这一步，是希望，或者至少是愿意改变当下的单身状态，并且相信这趟旅程是值得的，是会通往更好的未来的。

与本书的主角“80后”相比，我观察到的“90后”和“00后”年轻人对婚恋的积极性有明显的降低，他们对改变当前单身的状态更缺乏兴致。从乐观积极的角度看，这种现状的推动因素有很多，例如有些女性独立意识提升因而对婚姻的依赖度降低、现代社会的各种科技进步使单身独居生活更便利、多元价值观的普及使得关于单身状态的污名减少了、文化和游戏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情感满足的多种代偿选择，等等。然而，我们不应，也越来越无法被这些戴着玫瑰色面纱的说法完全说服而停止思考。是的，这些进步确实存在，但还远远不够。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追问，事情是一直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吗？以及，这些随时代发展而来的变化，真的有让人们，尤其是处于婚育阶段的年轻人，越来越幸福吗？他们已经满足到不想、也不需要寻求变化了？答案很明显，也很令人无奈。我们要客观诚实地面对一个事实：最近这些年，是曲折发展的时期，是比较艰难的阶段。在需要过紧日子时，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需要厉行节约，在情感方面恐怕也不得不更精打细算了。 年轻人为什么对恋爱婚育的热情下降了？ 从这几年颇受欢迎的一首粤语歌里的一句歌词中也许能管中窥豹： “银行存款等如零，穷鬼点谈情”。具体到婚育意愿，这里的“穷”，一来的确直指经济能力有限，二来不只与钱相关，还包括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匮乏。在物质和时间方面都没有太多余裕时，人会很自然地感受到更多自我聚焦的需要；也许勉力保全自己和维持现状已经很不容易，因而很难再有动力，也不敢奢求太多，去追寻有个伴使人生更精彩的爱情神话。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类似因素的影响下，我们这里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类似因素的影响下，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也对婚恋没那么热情了，但结果不是“约炮”或“快餐恋爱”等现象的盛行，而似乎是连约都不太想约的更缺乏活力的另一番图景。类似于邻国日本出现的低欲望化社会的现象，我国的年轻人对爱和性的兴趣也逐渐消退。 2022 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学者调查了全国三万多名大学生的恋爱状况，发现：5% 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也没有恋爱意愿；46.14% 的大学生从未恋爱过；有恋爱经历的，超过六分之一没有发生性行为。2024 年，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调查发现“95 后”性生活的频率低于“80 后”和“90 初”。该调查还发现，“95 后”群体中 14.6% 的男性和 10.1% 的女性在有伴侣的情况下过去一年都没有性生活，这个比例比“70 后”“80 后”“90 初”都高，打破了年轻人性活跃的刻板印象。近几年，“佛系”“丧”“躺平” 甚至“摆烂”能成为流行词，也一定是呼应了人们的一些境遇和心声。

然而，年轻人对婚恋的热情下降，会导致他们不结婚吗？换言之，我国迎来单身社会了吗？ 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做这项以“剩女”为关键词之一的研究时，就不断有人问我这些问题。时至今日，因为看到不少影响人们婚育选择的关键因素依然在起作用，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太大变化。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告诉我们，即使相对过往有更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婚育选项，我们国家仍然属于普婚普育型社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结婚生育的，只是相比过去而言晚婚晚育。不管是积极相亲寻爱还是对婚恋兴趣缺失，不管是“80 后”“90 后”还是“00 后”， 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结婚。造成“婚姻是刚需”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在本书中有相关探讨。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些我的后续观察和思考。

就算婚姻真的被视为刚需，它也分主观和客观的需要。 当被主观需要驱动去寻找伴侣时，恋爱和婚姻凸显的是一个人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的底色是一个人愿意去尝试，甚至做出某些改变：也许一开始的目的只是得到爱情，但实际上在这路途中还为自己开创了新的局面。 人处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多少都会相较之前的单身生活做出一些改变，但这些改变不一定只是为了对方而做，更不会让我们因此失去自我；相反，因为多了伴侣的肯定和鼓励，我们看到自己更多的潜能，愿意去尝试，敢于去迎接新的挑战，通过这些更丰富的认知和体验，不断去看到、去贴近真正的自己。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结婚的选择时，这种状态跟拥有独立的自我并不矛盾，因为真正的独立是不怕敞开自我去亲近他人的，也不怕暴露自己的一些脆弱之处和缺点去承认自己对他人有所需要。能自立自足，也能在共处中享受温情和乐趣，这是我认为的理想恋爱和婚姻的内涵。

相对于以上的理想处境，当婚姻选择更多地受到客观需要驱使时，它是一种生活策略。本书中提到的“80后”女性在相亲择偶中践行的实用主义逻辑，也许仍旧被“90 后”甚至“00 后”女性沿用。 为什么在对婚恋热情不高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结婚？这是客观环境制约下人们为规避风险做出利益权衡的结果 。在当下社会，这些客观限制还有很多。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与伴侣只同居不结婚，在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提供民事结合关系等介于单身和已婚之间的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同居伴侣面对的最直接的风险就是无法得到与共同财产、子女抚育、重要医疗决定权等事宜相关的法律保障。此外，在不少依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关系中， 已婚的身份是能给个体带来一些优势的，或者说，至少能规避一些污名和风险，让一个人不至于因为没有“在什么年纪就做什么事”而被他人认为好高骛远、不够踏实靠谱，随之失去一些工作机会或其他资源。 做个与众不同的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许很多。当生活中可以预见的难关已经不少时，资源有限、势单力薄的年轻人是没有太多生活选择方面的议价权的。这也许是很多人随大流结婚生育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这种情境下选择婚姻和生育，生活的长期

然而，在这种情境下选择婚姻和生育，生活的长期质量会相对难以保证，可能会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从这种现象展开来讲，如果想切实提升年轻人的婚育意愿，尤其是提升婚姻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不能只做催婚催育口号宣发的短期和表面工作，还要从更多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让年轻人感到被关爱和被支持，先能自立自足，再组建与维系幸福和谐的家庭，这才是符合长期主义原则、能惠及所有人的做法。

本书聚焦呈现的是女性在相亲择偶路途中的故事。加入性别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追寻理想婚恋图景，还是迫于客观需要做出一定的生活选择，女性在恋爱和婚育方面往往还需要面对不少额外的困难和挑战：在受教育环境中、职场上和家庭里，针对女性的限制甚至歧视并未完全消除； 相比男性，女性会在找工作和考虑事业发展前景时更多地被问到或是自己下意识地思考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问题；“大女主”“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的爽剧模式往往只出现在屏幕上，在现实生活中，就算女性客户愿意支付高额佣金寻觅佳偶，成功率和文化认受度也远不如媒体曾争相报道的“（男）富豪相亲”； 尽管“不婚不育”的潇洒话语在社交媒体上一度流行，但在真实生活里，人难免在面对琐碎日常时会有想找个伴、有个家的冲动；受生理或其他因素的驱动，许多女性在年纪渐长时也会因是否要生育、何时生育、能否在选择育儿后保持自我之类的问题辗转挣扎；作为受过独立和平等思想洗礼的新女性，在面对来自父母长辈的婚育期待和养老赡养期待时，她们需要处理更多源自新旧观念冲突的心理和现实矛盾……

这些难题与婚恋和女性相关，却又往往不限于婚姻家庭与性别层面，也牵涉阶层、地域、年龄等更多元的议题，关联更多领域的平等正义和社会变迁的推进。因此，即使当前年轻人的婚恋热情有所下降，我们依然能从对这些议题的探讨出发，深化对自我、他人以及当下社会的认知。希望本书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在“婚恋与家庭教育”结课时，我跟同学们说，在恋爱、婚姻和生育等议题上，无论是随大流，还是走少有人走的路，一路坦途都极为罕见，所以把做出不同婚恋和生育选择的人划分阵营并给予不同价值评判的做法是值得质疑的。 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鼓励大家都更好地关爱自己、丰富自己，看到不同生活选择下彼此共通的困境、焦虑与渴求，从而能更好地相互帮助，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创造大家能共享的更广阔多元的生活空间。这也是本书想传递的重要信息，与读者朋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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